看了那篇衡水中学毕业生写的纪实文学，又想起关于我校的二三事，都是琐碎得不得了的小细节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高中就没发生过音乐课、美术课被所谓正课强占的事情。期末到了，该复习复习，该上完的美术音乐继续上，一点儿不落下，也不偷工减料地省内容。
我校美术老师是留校任教的本地老画家，四十年前教过我父亲。我在校的时候已是他带的最后几届学生。他在学校写生，画一年四季的树木，花草，记录校园里的植物，国画、水彩、油画都画过。每次画画都是一副极享受的乐呵样子，也不避讳刚下体育课一身臭汗的小子跑到他身后半蹲着看他画。我们不吵他，他也会抬起头来打招呼。
因他和善又幽默，也因我校风气使然，美术课次次大家都是认真听的。安格尔的《清泉》、《大宫女》，大卫塑像的照片，坦坦荡荡挂在教室四周墙上。中间四五十个学生坐着，阳光透不进来，倒有些隐秘的美感。他的普通话不标准，解说用的是大白话，但不妨碍我们理解，时不时再被逗得来场笑声。
我那时还是个敏感苦闷的孩子，平时爱找些杂书疯读，对艺术算是跌跌撞撞入了半个门，因此喜爱他的课，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在应试教育的碾压下，即便是被压迫得不至于呼吸困难的我校，有时也能让那些特立独行的孩子感受到片刻的窒息。我常陷入在权衡爱好与学业分量之时陷入困境，认清什么是自己内心所想所要实在太难。
而我的美术老师，他却像个执拗的人，他问我们谁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，谁设计了米兰大教堂，一帮子理科生坐在五月沉闷梅雨季湿气包裹的教室里，回答声比一团细蚊的喊叫大不了多少。他在让我们看《呐喊》的时候问我们，和爱德华·蒙克一起被称为挪威国宝的是谁。
我第一个叫了出来，几乎是下意识地、机械反射地说：“易卜生！” 那些天正好在看《玩偶之家》。
而他发出的赞叹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，像是一个老顽童联手了面前的这个小姑娘成功做了一场恶作剧，“诶！”他笑盈盈地答应。“答得真快！”
我那时候红透 了脸，班里的人却像是没注意到这窘境，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，前排的同学回过头看我。他们那一刻都一定都忘了：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和蒙克并称国宝的是易卜生？这有什么用吗？对于理科生来讲？
但他的反应如此惊喜，仿佛我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值得让他用那样大声地发出赞叹来。也是这样，我明白了我做对了。仿佛是迄今为止我做的那些看似杂乱的阅读都不再是不务正业，是可以被肯定的。
教育这个词语在被提起之时，大多数都指的是广义的、适合于普罗大众的教育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在教育制度下，有些孩子是自我思维领域的孤独旅者。我与他，就好比旅者见了同行者，他摸摸我的头，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。而我还不想就此放弃旅途。
还听闻他亲自设计了我校的校史馆，斗拱、飞檐都完美遵循他的画稿建造。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刚托了父亲去问问他的情况，又听了他叙说回忆里老师年轻时的样子。
“清晨，他抱着一个画板，还有板凳，对着山沟沟就坐下了，开始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