灰黑色小熊软糖

看了那篇衡水中学毕业生写的纪实文学,又想起关于我校的二三事,都是琐碎得不得了的小细节。

在我的记忆里,高中就没发生过音乐课、美术课被所谓正课强占的事情。期末到了,该复习复习,该上完的美术音乐继续上,一点儿不落下,也不偷工减料地省内容。
我校美术老师是留校任教的本地老画家,四十年前教过我父亲。我在校的时候已是他带的最后几届学生。他在学校写生,画一年四季的树木,花草,记录校园里的植物,国画、水彩、油画都画过。每次画画都是一副极享受的乐呵样子,也不避讳刚下体育课一身臭汗的小子跑到他身后半蹲着看他画。我们不吵他,他也会抬起头来打招呼。
因他和善又幽默,也因我校风气使然,美术课次次大家都是认真听的。安格尔的《清泉》、《大宫女》,大卫塑像的照片,坦坦荡荡挂在教室四周墙上。中间四五十个学生坐着,阳光透不进来,倒有些隐秘的美感。他的普通话不标准,解说用的是大白话,但不妨碍我们理解,时不时再被逗得来场笑声。
我那时还是个敏感苦闷的孩子,平时爱找些杂书疯读,对艺术算是跌跌撞撞入了半个门,因此喜爱他的课,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在应试教育的碾压下,即便是被压迫得不至于呼吸困难的我校,有时也能让那些特立独行的孩子感受到片刻的窒息。我常陷入在权衡爱好与学业分量之时陷入困境,认清什么是自己内心所想所要实在太难。
而我的美术老师,他却像个执拗的人,他问我们谁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,谁设计了米兰大教堂,一帮子理科生坐在五月沉闷梅雨季湿气包裹的教室里,回答声比一团细蚊的喊叫大不了多少。他在让我们看《呐喊》的时候问我们,和爱德华·蒙克一起被称为挪威国宝的是谁。
我第一个叫了出来,几乎是下意识地、机械反射地说:“易卜生!” 那些天正好在看《玩偶之家》。
而他发出的赞叹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,像是一个老顽童联手了面前的这个小姑娘成功做了一场恶作剧,“诶!”他笑盈盈地答应。“答得真快!”
我那时候红透 了脸,班里的人却像是没注意到这窘境,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,前排的同学回过头看我。他们那一刻都一定都忘了: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和蒙克并称国宝的是易卜生?这有什么用吗?对于理科生来讲?
但他的反应如此惊喜,仿佛我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,值得让他用那样大声地发出赞叹来。也是这样,我明白了我做对了。仿佛是迄今为止我做的那些看似杂乱的阅读都不再是不务正业,是可以被肯定的。
教育这个词语在被提起之时,大多数都指的是广义的、适合于普罗大众的教育。而在现实生活中,在教育制度下,有些孩子是自我思维领域的孤独旅者。我与他,就好比旅者见了同行者,他摸摸我的头,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。而我还不想就此放弃旅途。
还听闻他亲自设计了我校的校史馆,斗拱、飞檐都完美遵循他的画稿建造。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刚托了父亲去问问他的情况,又听了他叙说回忆里老师年轻时的样子。
“清晨,他抱着一个画板,还有板凳,对着山沟沟就坐下了,开始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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